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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当代文学小说对历史的解构书写

来源: www.wftdesign.com 作者:vicky 发布时间:2019-08-30 论文字数:22585字
论文编号: sb2019071514440427341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严歌苓的创作多以“历史”为题材,表示着她对历史叙事的兴趣和情怀。她是历史的讲述者,除了呈现“中国记忆”外,还涉及了更广泛的多种族移民史,而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严歌苓的创作多以“历史”为题材,表示着她对历史叙事的兴趣和情怀。她是历史的讲述者,除了呈现“中国记忆”外,还涉及了更广泛的多种族移民史,而无论是历史讲述的内容,还是历史讲述的方式,都体现出一种“解构”策略,这种解构对权威正统的历史陈说和宏大主流的经典叙事模式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示了历史的别样面貌。本文即对严歌苓小说对历史的解构书写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讨论。

一、言说内容的标新立异

(一)边缘题材的风起云涌
“边缘化”本为社会学上的概念,这里指的是,严歌苓择取历史中的边缘人物为创作题材,通过观照这些“边缘体”的生存状态来描摹历史的模样,从而挑战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利话语。严歌苓说,“边缘人物的命运更让我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写作就要有写有个性的人物。”这就解释了其小说中边缘人物的具体含义,即与主流群体相对的,社会中有个性的输者。的确,严歌苓创造的历史场域中活动着众多边缘形象,他们往往是脱离大众视野的小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移民,如扶桑(《扶桑》)、多鹤(《小姨多鹤》)、彼得与杰克布(《寄居者》),一种是大陆本土的国民,比如牧马女兵(《雌性的草地》)、May(《寄居者》)、徐群珊与孙丽坤(《白蛇》)。而且随着严歌苓创作思想的逐渐成熟,人物的边缘属性会变得愈加复杂,甚至处于多重边缘的境地。这些人被过往的主流历史遗弃或忽视,而严歌苓却乐此不疲地讲述着他们的生存处境、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勾勒其在历史中的命运轨迹,构建出专属于边缘弱者的历史。以边缘人物为题材书写边缘历史,呈现非一般的过往烟云,作为严歌苓的一种写作策略,自然而然地解构了主流的历史书写。
严歌苓出国前完成了她的“军旅三部曲”,其中获赞最多、成就最高的就要数《雌性的草地》。她早年随部队到某大草原上演出时,遇见了生活在当地的“女子牧马班”,她们就是《雌性的草地》的写作原型。
西北蛮荒草原上一群被剥夺“雌性”特征的女兵十年如一日地为国牧马,结果却被时代遗忘,可以说,《雌性的草地》展示了祖国边缘处的边缘女性群体的边缘生存状态。女兵身上所谓的激情信仰是“文革”那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偷换了概念的“男女平等”、“革命理想准则”、“政权”与“父权”的威严……这些历史的光影在字里行间斑驳流转,折射出那段荒唐岁月中狂热的畸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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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视角的主观滤色
严歌苓的许多作品,比如《穗子物语》《金陵十三钗》等,都体现着严歌苓有意于在个人视阈中实践、尝试历史文本的书写。严歌苓的历史叙事,虽然有历史的摄入参与,但都只作为岁月背景和故事框架存在,其注重的不是历史对人的必然性制约,而是人物行动的自我满足,即个人生命体验。她故意与宏大的主流历史叙事保持距离,以个人化的叙述将公共历史回收成私人藏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政治的篱笆,由国家民族的意义层面转向至个人化的言说,从主流经典历史回归到“历史中人”的本真的生命形态。其历史书写所设立的个人立场是多方位、多角度的,或通过女性视角,或通过儿童视角,来观看历史万花筒,展示着严歌苓对历史、对社会之独特思考。
1.女性视角:以“女儿红”绘“沧桑景”
性别是在阶级和集体之外另一种考察历史的视角,书写女性专属的历史,意味着传统定义上的历史就要改变。严歌苓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有写作价值,在其笔下,男性不再有主角光环,反而成为被救、被爱的对象,消隐于女性主体的身后。严歌苓通过对女性视角的发掘和采纳,构建了以女性为权利主体的“她者历史”,向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历史进行了拾遗、补充,并发出了挑战宣言,这一解构策略暗含着作家对历史——个人、男性——女性等关系的重新思考,呈现出不合传统的另类历史。《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第九个寡妇》贯穿了上世纪 40 年代至 8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此条线索如果放在传统历史创作中处理,这期间囊括的众多历史事件与重大时代转折才是呈现要点,而严歌苓却使滚滚变幻的历史风云瞬时退隐为女主人公们边维系生存边施展爱恨的模糊背景,陪衬着女性的个体命运和自我坚守,这自我坚守也与历史使命无关,而是以最基本、最朴素的实践标准来构筑独属个人的历史,由此,对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也就自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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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技艺的苦心经营

(一)双层时空任“我”行
所谓“双层时空”布局,是严歌苓作品中别具意味的叙事的形式,是指设置出双重的时空框架,由两条对应的并列线索贯穿其中,在具体方法上,一般是通过元叙事、复调叙事来实现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的时空交错的双重结构。不仅如此,在这双层时空之间往往都有一个叙述者“我”的存在,而且“我”身兼数职,除了为小说叙述者,还是小说人物角色之一,自由地穿越着时空,痴迷地讲述着故事,尽情地融入参与,挥洒来去,似水如风。
1.元叙事中的“我”
元叙事,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是关于故事如何被写作的叙事,叙述者以鲜明的自我意识及裸露自己、沟通故事的强烈欲望,直接参与到小说叙事中,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叙述行为和写作意图直白呈现、故意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而以往的历史书写大多都挣脱不掉传统现实主义章法,将真实、客观奉为最高审美境界和艺术追求,自然需要竭力遮掩住作品创作背后的眼和笔,叙述者主动退场,让位给故事的自动演绎,通过隐形叙述,一门心思地制造着历史的客观景象,辛辛苦苦地说服读者去相信“这是真的”。严歌苓则更青睐于让叙述者在故事中醒来,这样一来,叙述者就不必退场,不必缺席,反而要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存在,不允许自己被遗忘或忽视。“我”通过强调自身的叙述动作而实现了叙述者的“狂欢”,这既是对“我”的主观能动性的彰显,也是对读者与故事的间离,迫使读者不沉溺于故事的真实性,“我”明目张胆、放肆任性地叫醒读者,“听我说,不要信我说,认真你就输了。”这种历史被迫沦为了“我”的强制阐释、“我”拿捏不定的叙述。严歌苓以凌驾于故事之上的超越性目光处理所叙之事,放弃、解构了历史呈现的客观真实性,转身去追逐一种自我体验的真实性,使“我”的历史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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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瓶新酒的多重曝光
《白蛇传》是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严歌苓以旧瓶装新酒,对经典口味进行了加工重造后,创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白蛇》。神话中的白蛇、青蛇成了现在的孙丽坤、徐群珊,青白蛇间的暧昧、纠葛也被保留在了孙丽坤与徐群珊的同性情谊之中,特殊的同性恋以特殊的“文革”背景上演,于是,神话传说、历史风云、同性情爱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别具思想深度和想象空间的艺术世界和叙事氛围。
旧瓶中的新酒是专为“文革”而酿的,同性感情的非正常变异与“文革”这个荒谬、畸形、变态的时代是脱不了干系的。严歌苓尽管指责着“文革”这段疯狂的历史,却唯独没有对这份同性畸恋进行否定。“文革”确实不堪,但被其扭曲的同性情谊却弥足珍贵。和平岁月时,舞台上风光无限的孙丽坤受人追捧爱戴,男人看中的只是她的肉体和荣耀;文革阶段,仓库中落魄且潦倒的孙丽坤,只剩徐群珊一人不离不弃,给予她扶持、依靠,这份不虚假的美好与以往的追随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严歌苓的笔下,文革中的阳光虽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暖意,文革结成的果实,不全是恶果,也竟有真正的爱情。以往的文革叙事大都向“黑暗论”、“批判论”、“否定论”靠拢,而严歌苓一边揭露文革,一边又借闪亮的人性为其“洗白开脱”,这抹阳光不失为对主流文革叙事的一种解构。
旧瓶中的新酒是经过多重曝光的,即“官方版本”一层曝光、“民间版本”二层曝光、“不为人知的版本”三层曝光。每个版本都依从自己的阶级属性和价值立场,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印证。其中,“官方版本”形式上权威,语调上庄严,总归是简单线条化的片面言辞和一本正经的“误会”;“民间版本”视听上混乱嘈杂,话语间随意诋毁,不过是妄加揣测与道听途说;直到这“不为人知的版本”,主人公亲自站了出来,才算道破历史真相。三版本内容大相径庭,对比强烈,官方记载和民间关注都是“不可靠”叙述、非客观判断,不为人知中却暗藏着真正的玄机,官方权力的压迫与民众的恶俗二者狼狈为奸地搬弄着历史的是非,而在官方话语、民众视野遮蔽下个体心灵的真实也最终重新浮出水面。三种情绪表达、面目亮相重重叠叠,唯一的事实恰恰就在这交映参照中得以解冻,此种隐喻性结构体现出严歌苓对历史、民间和个人三者关系的独特思考,同一历史会衍生出不同说法,或是形式的官方记载,或是流传的民间新闻,而个人真实的体验往往被宏大历史、芸芸众生淹没,原本的真相总会存在,而那些所谓的“真相”必须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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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故事者”自己的园地...................26
(一)在“边缘”“局外”处的主体求索..........26
(二)于“精华”“糟粕”间的理念反思................28

三、“讲故事者”自己的园地

(一)在“边缘”“局外”处的主体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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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严歌苓对历史的解构书写,“言之有理”,“言之有方”,“言之有因”。就历史与创作主体的关系来说,严歌苓从历史对主体的自行压抑反转成主体对历史的自由解构;就“两种历史”的地位来说,“个人历史”由“总体历史”的子集升级为“总体历史”的东道主;就时间与空间的形态来说,时间的任意成型与空间的多维组合取代了时间的线性发展与空间的一维变化。而不管严歌苓如何理解历史,如何解构历史,如何建构历史,都是一种生存经验和文化体验的艺术定格。关于此项书写的质地属性,不能单一而论,归根结底是一把利弊双刃剑。
事实证明,严歌苓的解构性历史书写是成功的,无论是文学上,还是市场上,虽然严歌苓不愿站在通俗文学之列,但其书写确实兼顾了大众与精英两方的价值取向,实现了雅俗共赏。首先,严歌苓在解构中实现了对历史的反观,新鲜别致地展览了历史的多义性内涵和多彩化风姿,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历史观照视野和新的历史叙事方法,助攻了文学突围与革新。而且严歌苓对历史的解构并没有陷入纯粹的“女性景观”,她避免将自己放入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系统中,而附着于之外的“第三性”,以多元的、不固定的书写开拓出更为广阔和丰沛的世界。可以说,严歌苓为中国大陆本土作家及女性作家提供了高质量的历史创作经验。其次,为了艺术的审美及读者的认可,她以陌生化的笔法将历史解构成好看的故事,通过不断地使读者的期待视野受挫来制造更精妙的阅读感受,既照顾了接受者的需求,又“浇胸中之块垒”,在创作与阅读之间构成了良好的互动。历史书写是非常有市场的,大众的趣味倾向也很明显,意识形态的庙堂史记、革命启蒙的民族教育已经不具观赏价值,以往被遮蔽的以情感伦理为中心的个人叙事才更受青睐。可见,文学的历史叙事要想在现代社会上立足,文学性不仅要压倒历史性,还要注意通俗性,严歌苓对传统主流正史的解构书写就满足了这一条件。因此,在其他写作者门前车马稀的时候,严歌苓却轻而易举地掀起了巨大的市场风浪。没有艺术的个性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严歌苓的历史书写就凭借自己鲜明的解构个性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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